医患共情诊疗更贴心

　　叙事医学进入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是较早贯彻这一理念的科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积累的平行病历多达3000多份。这要归功于当时的科主任凌锋教授的大力提倡。中国的医院有必要引入这一理念吗？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凌锋教授。

　　让医生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

　　记者:您是如何接触到叙事医学这一理念的？为什么会接受它？

　　凌锋:2011年年底，在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的召集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举行了一场“叙事医学”座谈会。当时我也在被邀请参加之列，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医学是科学，也是人学，其中如果没有人学，这个科学就显得很冰冷。尤其当时发生了一些医患纠纷事件，让我感觉到社会在变，人的思想在变，人文的情怀也在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做医生的不能力挽狂澜，不能让人文精神回归科学，会使科学越来越冰冷，老百姓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困惑。所以我很快有了共鸣。

　　凌锋:对，我不光是接受，还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很好地实施的。所以，我在我们医院当神经外科主任的时候，就把它实施起来了。

　　我们每年都要招很多住院医师，还有进修大夫，主要在他们中间实施，具体说就是让他们每个月写一篇平行病历。

　　第一篇平行病历是我们医院院长写的，他是我的学生，我的理念他非常接受，很快就写了一篇，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开始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写。我告诉他们，就是写你的所思所想，写遇到的对你有感触的患者的故事，那些能够促进灵魂升华的东西，能够触动内心最柔软部分的东西，你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凌锋:写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再思考再加工，再重新触动自己的“反刍”过程，否则在平时遇到这种事情，它就是一闪念，一下就过去了。但是，现在让你写，你就会回忆，就会梳理，然后整理出来，会把它升华，会让这段经历跟自己有更多的交流。时间久了以后，就更能够体谅患者，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

　　这点其实是最重要的，让医生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假如这个患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会怎么处理？换位思考非常重要，其实就是大医精诚的实质。你互换了，共情了，你拿患者的命当你的命，你的命有多重，患者的命就有多重。

　　有时彻底治疗未必就是最好的方法

　　记者:资料显示，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推行叙事医学理念，已经坚持10多年了，积累下3000多份平行病历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还会一直推行下去吗？

　　凌锋:会一直推行下去，因为我们已经把平行病历的撰写作为住院医师培训的一条医学人文精神的考核标准，属于一票否决。也就是说，如果你没写平行病历，其他的考试再好都没用。

　　凌锋:一个冰冷的医生有什么用？跟机器人有什么两样？机器人还更精准呢。既然你是个大活人，就应该有温度，做一个有思想的医生，一个有温度的医生。

　　记者:您刚才说，咱们是在住院医师中推行这个制度，那么其他的医生护士是不是就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了？

　　凌锋:不是，因为住院医师培训是医生最开始训练的阶段。书写平行病历，是让他们在行医之初就开始培养人文情怀。上级医生要指导他们。

　　对于住院医师的上级医生，我们会定期组织讨论会，让他们更多去谈一些经历过的事儿，不光谈医疗中的问题，也会谈自己的思考。

　　通过讨论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有一块最痛的地方，就是说治成功的病例很多都不记得了，但是做错了的一件事儿，就会刻骨铭心地记着。

　　有一位医生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治疗过的一位女孩子截瘫了。他很惦记她，后来还到唐山这位患者家中去看望她。去了之后，患者对医生说，叔叔我给你看个东西。拿出来两个残疾证，一个是她哥哥的，从小就智障，一个是她自己的。看到这一幕，这位医生当时就哭了，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哽咽失声。他觉得患者在他的治疗之下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变成了残疾，很内疚。后来他就想办法鼓励她，帮助她上大学，帮她找工作，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

　　这样的讨论对于医生治疗患者会非常有用，激励他们提升技术，提醒他们查找漏洞。这位医生如今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学科带头人，但他仍然精研医术，认真对待每次手术，热心呵护每位患者。

　　记者:经过这样的讨论和反思，医生在今后的诊疗中会更加用心。

　　凌锋:是的，而且会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我应该多做还是少做，应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怎么把握，实际上不完全是科学的东西。临床的选择不是用规章制度就能确定的，比如开飞机，根据操作规程来就行，因为飞机是死的，但人不一样，每个人的内在环境不一样，必须要进入到每一位患者的世界中去做抉择。

　　比如，听神经瘤往往跟面神经紧挨着，做听神经瘤切除时会影响到面神经，导致面瘫。有一些患者对面容非常在意。如果我们把肿瘤切得干干净净的，肯定能有效防止复发，延续生命，但是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是面瘫，对这个患者来说就是生不如死，很影响生存质量。他们宁可再动一次手术都不愿意面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粘在面神经上的一些肿瘤，我们可能就需要保守一些，留在神经上，以后再用其他的办法去处理。

　　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不能千篇一律地说，彻底治疗就是最好的方法，未必。不同需求，不同方案，在不同方案的比对、选择中会促进医术有更大的提升。换言之，以人文情怀注入诊疗的时候，对技术反而会有更好的推动和提高，不是说越人文越保守。现在我们的听神经瘤切除时的面神经保存率就达到了98%。

　　医生的“第二种快乐”

　　记者:除了平行病历，叙事医学的应用还体现在哪里？

　　凌锋:治疗任何一个患者都是有风险的，只是风险大还是小的区别。我们要平衡风险。比如让患者签手术同意书，你如果只说有死的危险，有瘫的危险……患者当时腿就软了，觉得不做手术吧，问题不解决，做吧，不是死就是残，很难抉择。

　　我们跟患者不是这么谈的，我们都是说，你这手术是有风险，但比例有多小；做了手术以后，改善的益处有多大。看到风险收益比是怎样的，患者或者家属就会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个险值得去冒，即便有风险我也认了，因为我要追求更大的收益。

　　记者:推行叙事医学理念10多年下来，给科室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凌锋: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最大的表现是我们科的人的整体风貌和别的科不太一样，主要反映在谈吐上、患者的反应上。

　　很多到我们科看病的患者都是“周游列国”的，他们会到很多地方看病之后，到我们这儿。通过对比，他们会说，你们的医生态度很和蔼可亲，愿意多做解释，而且解释的东西正是他们心里想问的事情。

　　有些患者见到专家就很紧张，问问题也问不到点儿上。但我们的医生都会比较耐心地告知、解释，手术后还会对患者进行随访。患者得病时最无助，因为不懂医，也会有无穷多的恐惧和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他，呵护他，他就跟在茫茫大海里抓到一块木头一样，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医生不太一样。

　　记者:叙事医学需要在中国普及推广吗？

　　凌锋:必须要普及，必须让每一个医生都成为温暖的医生，这样老百姓才能获益。医生不能只注重提高技术，提高技术是为了谁？为患者，患者是人，人有七情六欲。治病时，技术层面的东西只占1/3，2/3是人的心理、情绪、精神、情感。如果你的1/3不能跟那2/3融在一起的话，你的工作只是一个1/3，对一个患者的作用也只是1/3而已。如果能融合好的话，对生命就有莫大帮助。

　　医生所有的改进都是为了别人，所有的提高都是为了别人，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健康之上。所以实际上医生有“第二种快乐”。很多人只有一种快乐，比如赚了钱很快乐。当医生做了一台成功的手术，他很快乐。而患者获得了健康，家庭获得了幸福，回馈回来的快乐是医生的第二种快乐。

　　这个快乐，非常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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