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游戏大赛的学生开发者，现在在做什么

不因为荒诞就虚度自己的人生。

触乐曾报道过许多学生开发者。

大部分时候，这些年轻人出现在关于大学生游戏大赛和 Game Jam 的文章中，站在领奖台上或展会的聚光灯下，看到他们的人更愿意把这当作一种象征，里面寄寓着自己对游戏行业未来的期许。这些期许中，包括尚且未被职场磨砺过的灵气、率真和充沛的表达欲，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后生可畏的气质。在行业中浸淫多年的“大人”需要这样的例子，让自己能够为未来感到振奋。

这类报道集中在 2019 年至 2021 年。当时，学生开发者们大多在读大三，这意味着他们如今要么已经走上社会，要么选择去读研究生。他们依然拥有应届生和职场新人的豁免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增多，他们面临的景况终究会逐渐变得复杂。有时候，我会把象牙塔中的学生时代想象成一座极小的岛屿，也许在上面能度过一段相对舒适的时光，但四面八方总有海浪迎面打来。总有一天，海水会将小岛淹没。人们必须离开它，冒着风雨远航。

我想知道他们离开岛屿后的生活，所以再次联系了这些在同辈中比较优秀的学生开发者。他们也许仍在做游戏，也许曾经加入了心仪的公司但又决意离开，也许已经完全放弃了这条道路。我们希望记录他们在这几年当中的选择和想法上的变化，同时也从一个微小的侧面反映他们眼中的行业的形象。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 我们找到了一个在 Game Jam 上获奖时只有 8 岁的男孩。他在 2018 年和父亲一起参加 CiGA 的活动，现在也才上初一。关于行业的焦虑尚且离他很远。我们好奇在这样的孩子眼里“做游戏”是怎样的，以及他的父亲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对行业和下一代的未来有什么想法。

张苏杭:我还是选择制作独立游戏

2020 年，张苏杭参与制作的游戏《Super Chicken》在某个大学生游戏设计大赛中获得金奖，一同参与的还有几位同校和隔壁学校的学生。当时，他在游戏艺术设计专业读大三。我还记得大赛评委和我的同事对这个团队的描述:完善、成熟，路演无可挑剔。对学生团队来说，这是极大的褒奖。

“我还是选择制作独立游戏。”他说。

在那次比赛同组的同学中，这个选择比较异类。张苏杭说，其他人基本上都去了国内的大中型厂商，比如腾讯、网易和字节，而他考了游戏设计专业的研究生，现在上研二。平时他并不经常在学校，重心都放在自己的游戏项目上。他在上海一家工业园的孵化中心找到了成本较低的办公场地，拉了一个合伙人和另外几位有志于独立游戏的从业者一起干。

这的确是他想做的事，但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他不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只希望作出今后不会后悔的选择。

“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他说，“所以用的是排除法。”

“想象你在触乐，每天到了办公室之后只干一件事，就是打开 Word 文档，然后在里面打‘1’，从早上打到下午。你觉得这样工作有意义吗？对你会有什么提升吗？”他拿我的工作打了个比方，“总之，枯燥得不行。”

毕业后，他曾加入过独立团队凉屋游戏，那是他一度特别向往的“白月光”。他觉得那里比大厂惬意很多，不管是工作内容，还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大家很平易近人，很亲和，我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和老板说，不会像大厂里那样，面对级别比你高很多的人时总觉得有道鸿沟，像是隔着一面玻璃墙……”

在这个过程中，张苏杭渐渐明白了自己适合什么环境，不适合什么环境。当然，现实因素也会逐渐渗入这种考量。最直接的就是收入问题。加入小团队和自己创业确实会给张苏杭一种无形的压力。“毕竟你看那些同龄人，他们在大厂的待遇确实非常优厚…… 再看自己，这种比较会带来一些焦虑。”

经济上的焦虑只是一个方面。将近 3 年之后，回看《Super Chicken》，乃至自己手头的项目，在做游戏这件事上，张苏杭的感受也在变。

“其实《Super Chicken》，包括我现在的项目，我感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既要又要’。毕竟你作为制作人，什么都想往里放。既想要打得爽，又想要故事深刻；既想要一个个房间构成的单独关卡，又想要把房间连通起来做成有探索自由度的地图……”这些需求很多时候超出团队能力，而且组合起来效果也不好。目前，他依然在学习割舍，把重心放在作品的某一点上。

我忍不住好奇，当年的获奖经历是否给他带来了什么便利。大家总是对学生开发者抱有期待和宽容 —— 不管这种关于“表达”“创意”等等的期待是否符合他们自己的愿望。何况，严格来说，他现在依旧是在校生。

但张苏杭已经不愿意被视为学生开发者，也不希望总是躲在学生和新人身份的庇护下。当年获奖之后，他没有再参加别的高校比赛。“其实我现在也可以拿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参赛，轻轻松松地碾压一群本科生，可这已经不是我现阶段该做的事情了。我不能总是待在舒适圈里，而不去正视游戏市场的残酷性……”

“就是说，我希望尽早成为真正的开发者。”他如此总结。

这不代表张苏杭不怀念大学时代。在完成《Super Chicken》的时候，学生生活没什么压力，也不会去考虑各种现实因素，参与的同学们仿佛在打造毕生事业一样，特别亢奋地全心投入。这种感觉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哪怕张苏杭仍然抱有这种热情，也很难要求别人和他一样。进入社会之后，很大一部分人会将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现在和他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并不一定把他的项目当做一项事业。在张苏杭看来，整个创作的过程、他们在其中倾注的热情，让他很难找到最初齐心协力、背水一战的感觉。

“其实去年年底，我的合伙人走了。”张苏杭说。这是他上一个项目最终没有做出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项目的立意非常激进，存在风险。在最初的设想中，那会是一个类似于《极乐迪斯科》的叙事游戏，枝叶庞杂。“他走的时候说，我要找的不是合伙人，而是灵魂伴侣，因为我总是忽略伙伴的个体需求，要求对方和我一样无条件为团体付出……”

张苏杭不认为这种态度有对错之分，只是各人的性格和选择不同。张苏杭是那种很难将生活与工作分开的人。对他来说，做游戏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你玩过一个叫《历历在目》的游戏吗？”他问我，“里面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它说，对抗时间的唯一方法是留下伟大的作品……”

张苏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留下伟大的作品，他始终期望有一天能完成这个愿望。

404:依然会表达，但不会在业余项目中继续上班

我第一次接触到 404 和他的游戏是在 2021 年的“核聚变”上。他与搭档小红在独立游戏展区展示了双人游戏《Wireman》的 Demo，那是他拿去参加一个学生比赛的获奖作品。我在最初的文章里写道，《Wireman》是一部很难得地，哪怕没有精致的美术和吸引人的剧情，光凭玩法就让我感到久违的快乐的作品。

当时，404 是一名计算机系的大三学生，小红是他的学长，刚刚毕业，在与游戏无关的领域就职。那时候，404 仍打算继续做游戏。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比较清晰的规划:趁着学生身份还有优势，多参加几个游戏开发比赛或夏令营活动。而且他当时已经在大厂找到了实习，希望借助比较完善的培训体系尽快提升自己写代码的水平。

两年之后，我再次联系到 404。他这两年的经历和设想的有诸多不同。因为学业繁忙，他并没有再去参加其他学生比赛，专注于毕业和找工作，《Wireman》的进一步开发也因此搁置。说好的大厂实习，也因为学校的一些安排没有去成自己看中的工作室，而是去了另一个部门。那里的新人培训在他看来比较繁琐，也缺乏指导，令他“感觉不是特别好”。

尽管去年行业总体惨淡，404 还是顺利入职了一家二次元游戏厂商，担任客户端开发。“很多人确实找工作比较艰难…… 但我当时比较佛系，简历投得也不多，就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事。”他说，“就是没认真想过自己会不中。”

他很满意目前的工作环境。技术方面有老程序员带，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去问，写代码的水平迅速提高。大厂常见的 KPI 压力，比如对流水和用户留存量的考察，不太会延伸到他这样比较后端的岗位上。除非出了严重的现象级 Bug，他们的岗位不会受到日益内卷的行业竞争的影响。在版本日之外，平时也不怎么加班。

“我入职不到一年，还没有体会到什么压力，一直在学新东西。而且我们公司项目组之间没有竞争关系，氛围没那么紧张。”404 说，“可能一些老人，对做项目特别熟的，会渐渐觉得工作没意思吧。”

在听起来相当惬意的工作环境中，唯一让他感到麻烦的事是“和策划扯皮”。在我采访当天，他还在跟策划对需求，要弄清楚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他们能实现什么。但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没办法”。

谈到对学生时代的《Wireman》，乃至他更早期的《TimeLeap》等作品的看法，404 给出了一些偏技术性的思考。“我现在依然觉得《Wireman》的创意非常好，玩法非常好。”他说，“但是我工作之后的感觉就是，小体量的作品当然可以像这样，在一个类似小作坊的地方自己埋头苦干。可你的作品规模一旦上去了，你的世界观、人设、战斗等等部分要整合起来，你要上多平台，真的需要一套非常商业化的、流水线的管线去组织和协调，项目才有可能做得出来。而且，质量保障非常重要。像我们之前做的游戏有很多 Bug，这在商业作品里其实对玩家很不负责任……”

换句话说，虽然 404 也不是喜欢每一个大厂，但他认为现在商业上成功的游戏，的确各自拥有一套有价值的方法论。这是他曾经作为学生开发者无法积累和顾及的。

这是 404 现在的生活，然而我的问题还在继续。我想知道，这些年轻开发者身上那道类似于初生牛犊一样的光环是否已经褪去，那种个人化的、膨胀的表达欲是否依然存在。

404 告诉我，那些东西依然存在，但他不会将它们寄托在游戏上。原因很简单，他不想把爱好和工作混为一谈。

“我现在对自己手头项目的态度，就是玩吐了，再也不想看见它……”他说，“如果我用业余时间再做一个游戏，我肯定也会从专业的眼光去看它这里不足、那里没做好，结果就又开始上班。”

404 早已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所以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他有意识地把自己拉出“想创作点什么”的状态。他尝试找一些和游戏完全不同的事情做，最后选择了写作。作品的题材广泛，既有科幻小说，虚构的故事，也有纪实类的文字。他把其中一些文章发在了网上。

“因为文字和代码毕竟不一样，它本身是有审美体验的。汉字能给人足够深的联想，也能更直接地表达想象空间……”

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和老家的表弟有关。表弟在学挖掘机，经历了一些比较坎坷的事。于是 404 为他写了一些纪实文字。

“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404 说，“我记下来之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还给不出答案。但我相信，它会带来一些影响。”

后来，我读到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末尾，他写:“我的学校盛产学术大师、投机分子、创业人才和金融诈骗犯，他的学校盛产建筑工人、地痞流氓、鬼火少年和货运司机。我的同学中，有人把自己经营成会发 SCI 的精致昂贵的性玩偶，有人去机关单位当选调生，迅速染上烟、酒、茶和蜘蛛纸牌；他的同学中，有人在父母的饮品店调兑奶油和抹茶粉、修理制冰机，有人伏在远洋渔船的甲板上，闯入台风中心。我在公司被人称作‘同学’，而他将来要被尊称为‘师傅’。”

其实我还准备了不少问题，比如《Wireman》有没有可能做完，比如他对宏观上的“中国游戏行业”有什么看法。但读到这段话之后，它们似乎都没那么重要了。

大橘:“啪”地一下，突然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了

我隔着 7 小时的时差联系上了大橘。

做游戏对她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也许她未来依然会有机会入行，参与一些作品的美术工作，但在她眼里，这个行业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她也不会将成为游戏开发者作为志向。

近 3 年前，情况还不是这样的。当时，包括大橘在内的 5 位大三女生共同制作了游戏《斧曰》，并在学生开发比赛中获得了铜奖。5 个人中，有 3 个的专业是游戏美术方向，其他人是游戏技术方向。大橘是团队中偏美术方向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学生们做游戏的时候特别有活力，也充满希望。想到一个好点子之后，会觉得自己特别棒、特别有前途。“而且当时大家在学校里成绩都不错嘛，所以也挺自信的。”大橘说，“其实《斧曰》一开始是当成作业去做的，这也是我们头一次从头到尾地做出来一个游戏。在学校展出的时候，大家都来玩，反响挺好，我们也很高兴。后来机缘巧合，因为那个比赛名气比较大，我们就去参赛了。”

大橘觉得做游戏本身相当趣，就是很累。这种累，主要是要拼命动脑筋想玩法，然后赶在“死线”之前把想法付诸实施。

《斧曰》拆字组字的玩法，现在看来仍是个不错的创意。但正是这种创意，给她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那次比赛里，有个组的游戏最早是另外的样子。但是进复赛的时候，就改得跟《斧曰》完全一样了。我们一看就觉得，这不就是抄吗。”

大橘很生气，便对身边的组员吐槽了几句，没想到被那个组的成员听见了。“唉，我当时也是嘴巴太大了，总之被他们听见了之后，他们就在一个游戏群里一起骂我。”

后来，大橘向比赛组委会投诉了那个游戏，对方的复赛资格被撤销，止步 16 强。但《斧曰》获得铜奖之后，对方依然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说大橘和她的同伴们“德不配位”，是靠挤兑其他团队才进的复赛。

大橘至今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她不嫉妒其他团队，反而很欣赏一些同届作品。听说我需要认识更多学生开发者，她向我推荐了《深谙森林》和《铁山奇谭》的制作组，虽然出于篇幅原因，我暂时没有将这些团队的故事写进来。

除了被骂，让大橘感到沮丧的另一点是，有的评委似乎并没有玩她们的游戏。她还记得比赛中，有个评委问她:“你们的游戏难吗？”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大橘说，“难不难是个人感受，自己上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而且在体验区，大部分人都通关了我们的游戏，我想应该不算难吧。”

中场休息的时候，大橘还试图邀请评委去玩她们的游戏。“但他们都很忙的样子，我也没找到人。”总之，比赛现场纯靠口才去向评委证明自己的游戏优秀，在大橘看来是件挺奇怪的事。

种种因素加起来，虽然大橘很感谢比赛给她们颁发了铜奖，但那次经历实在算不上愉快。尤其是冲着厂商的名声去参加，最后发现事情和她们想象的不一样。“就觉得很没意思。”大橘说。

比赛结束后，厂商有个小面试，招收有意去实习的学生。大橘没被录用，不过同组一个技术方向的同学被录用了。对此，她也没有觉得特别遗憾。

“当时突然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了，很幻灭。毕竟那个厂商是行业里很有代表性的嘛，竟然都这样……”她说，“而且我们虽然学的是游戏美术，但终究是画画的。哪里不能画画呢？也没必要非得做游戏。”

进入大四，学业繁忙起来，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大家对毕业作品都不是特别投入。“主要是都已经不想入行了。”据大橘说，当时同组的 5 位女生，包括成功到厂商实习的那一位，现在都没有进入游戏行业。有的去了别的行业，有的和她一样继续念书。

我和大橘聊天的过程中，“不喜欢了”“不感兴趣了”是她频繁提起的词语。对她来说，热情特别重要，是她能够投入时间精力的源动力。“没有爱了，激情褪去了，就不行。”她不断重复这个想法。

我问她，哪怕不去大厂，有没有尝试过做独立游戏。

“要是突然有人给我们很多钱，或者中彩票，《斧曰》应该会继续往下做吧。”她说，“你知道‘王老菊’吗？他原本是主播，挣了钱之后开始自己做独立游戏了。我的意思就像他那样。”

不过，她这几年关注的重心还是放在像“塞尔达传说”那样的名作上，对国产独立游戏并没有特别了解。当然，国内游戏行业有起色也不是什么坏事。“那是大家的快乐，挺好的，”她说，“但和我就没什么关系了。”

刘逸希:我小时候是想入行的，但我爸想让我当发明家

2018 年，CiGA Game Jam 广州天河赛区的优胜作品《抱抱大作战》获得了一些关注。原因是其中一位小开发者刘逸希年仅 8 岁，他负责了作品的美术部分。和他一同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主要负责策划的父亲刘惠斌，以及现场组队合作的大学生程序员任梓江。

几天前，我先是联系到了父亲刘惠斌。他原本就是早年国内 Game Jam 的组织者之一，在 2015 至 2017 年间参与筹办了不少活动，自己也做过一些独立游戏项目。2018 年，他因为工作无法参与活动筹备，但为了让儿子见见世面，他带着刘逸希去了活动现场，并且真的做出了一个小型作品。

作为一个在 48 小时内完成的作品，《抱抱大作战》的玩法比较简单，游戏中充满了各种可爱的小人，他们摇头晃脑地蜂拥过来试图拥抱玩家控制的主人公，但主人公被抱住就会掉血。为此，玩家必须想办法闪避这些拥抱，还有一些道具可以使用。在此基础上，游戏充满童趣的美术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当时的方法其实是让他随便画，然后根据他画的东西把游戏做出来。”刘惠斌说。

我与刘惠斌聊天时，刘逸希就在爸爸身边。刘逸希今年上初一，是班上少数拥有 Switch 的男孩。从小，父亲替他挑了不少经典游戏。小学四年级，他已经通关了《超级马力欧奥德赛》，也玩过《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和《我的世界》。他在《我的世界》里自制过地图，不过没有公开分享出去。

刘逸希还有一个爱好，是在纸上画各种类似于战棋的即时战略游戏。他会叫上几个同学，拿一张 A4 纸画出地图，然后在侧面摆上类似兵种的商品。大家用虚拟钱财购买兵种，放到自己的领地里，开始打仗。刘逸希说，这种游戏一度在班上很受欢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棋游戏”。不过这类游戏寿命不长，一般一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刘惠斌说，儿子“从小就喜欢画这些，画得到处都是”，课本什么的“没有地方是空白的”。刘逸希的妹妹也是，从小跟着哥哥打游戏，也到处涂涂画画。两人画的册子都被父母保存了下来。

现在，刘逸希最常玩的游戏是《原神》。“班里前后左右都在玩，不玩跟他们没什么聊的。”他说。因为还是未成年人，以学习为重，他几乎摸不到游戏，只有周末能按照规定玩上两个小时。平时，他就刷刷B站的游戏二创和直播。

他很骄傲自己没在游戏里课过金:“我的素材和资源都是手打出来的，‘肝’出来的。”这为他在同学之中赢得了赞许和钦佩。

2018 年的 CiGA 之后，刘逸希还参加过一次线下活动，叫“纸上游戏工坊”。和三四个成年人一起，在一下午的时间里，他用骰子、卡牌和纸笔制作了一款类似“消消乐”的桌游。

在刘逸希眼里，做游戏本身就是在“玩”。在我采访了好几个逐渐变得忧虑的学生开发者之后，这一点显得弥足珍贵。不过，对于什么是做游戏，以及游戏行业本身是什么样子，13 岁的刘逸希还没有太多感受。他目前想的事情很单纯 ——“考个好学校”。问起对未来的打算，他模糊地回答说，“会考虑编程方向”。

“我小时候想入行的，”他说，“但我爸想让我当发明家。”刘惠斌听了大笑。

刘惠斌考虑的事要多一些。他目前在游戏行业为厂商提供设计服务，也目睹了这两年的行业状况，但他不会轻易规定儿子将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做游戏不是说趁早就有用的。”面对一些以中学生、未成年人做游戏为噱头的新闻，刘惠斌的态度很谨慎，“现在游戏行业的入行门槛确实比较低。你初高中就会用 Unity、用‘虚幻’引擎，只能说你愿意提早接触这些东西，你有探索精神。但这不意味着你靠这些东西出名之后，能继续保持一个开放的、创作的心态。”

在刘惠斌看来，做游戏终究是个需要团队协作的事。而且，行业里也不缺会编程、会使用开发工具的应用型人才，重要的是能不能为行业提供创新性的玩法。“小孩子现在很难创造玩法，他们主要还是模仿。不管是在纸上，在桌游里，都是在把见过的玩法和系统复刻出来。”还有审美问题，“创作游戏不光需要技术和美术，还需要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吧，这些都挺微妙的。”

后来，我又问了一遍刘逸希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哪怕真的想当发明家也很不错。“其实我还没有找到一款属于自己内心的、最喜欢的游戏。”他回答，“所以也没有今后想做的游戏的雏形……”

“《原神》都不算？”父亲追问。

“不算！不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它都没有吸引力。”刘逸希嘟囔着说。

最后，刘惠斌还是说出了对儿子的一点期望:“其实玩很多游戏，和最终能做出好游戏，关联度不是特别大…… 创作者和消费者是两个不同的身份。我还是希望儿子今后多花一点时间在创作者的角色上吧。”

未完结的命题

2 月 14 日，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了《2022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游戏产业呈现出明显的下行趋势，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下降 10.33%、用户规模下降 0.33%、电竞市场收入下降 15.96%。这些数字为“行业寒冬”加上了精确的注脚。

寒冬之中，很多人觉得前途不是特别明朗，也在尝试作出各自的选择。我们想尽可能多地为来来去去的游戏人留下记录。这次带回访性质的稿件也是记录的一部分。

在这份记叙中，我希望尽可能地还原这些刚刚走上社会的学生开发者在想什么:他们对什么满意，对什么不满，对常常被挂在嘴边的“学生气质”“初心”和“灵光”有什么看法…… 我不希望它是一份充满“大人视角”的记录，但我依然免不了对受访者们抱有一种憧憬。

这种憧憬来自一个生活颓唐的大人。其实，在和张苏杭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谈到了另一件事。最初那篇关于《Super Chicken》的采访中提到，主人公小鸡原本会经历更加宏大的冒险，“那是一个关于反抗命运的故事”…… 我很想知道，这个命题对当下的张苏杭来说是否仍有意义。

“你觉得这个命题还有意义吗？”他反问。

我只能诚实地回答，如果是一个冒险故事，这个命题依然十分精彩。可如果说现实生活，很多人的人生并没有那么戏剧化，大家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存在什么“命运”。

“我觉得也是。”张苏杭回答。近 3 年之后，他对这个命题的态度的确有了一点改变。当年，小鸡历经冒险，最后发现命运早已注定，一切反抗都是无用的。张苏杭说，那个走向其实有点“中二”。现在，他想得更多的是西西弗的故事。

“就是认真生活吧。”他说，“没法改变命运，但我可以把当前的事情做好。至少，我对眼前的、手头的事情不会敷衍。不因为荒诞就虚度自己的人生，这其实也是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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